“中国289城市财政透明度报告公布：三市得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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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独家发表了清华大学《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

白城铜仁定西三市四项指标未公布，透明度为零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 北京的报道

去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选择了全国81个地级市政府和直辖市进行财政透明度研究(详见本刊年第23期《哪个城市更透明》)。 。 年，该研究报告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地级市政府(共285个，不包括三沙市)和4个直辖市。

课题组在去年报告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全口径财政透明指标体系，纳入了政府收支的各个方面。 不仅可以评价纳入预算的收支复印件，也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地方政府财政的公开和透明现状。 这个系统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纳入预算机构和部门。 二是常规预算(决算)和支出情况。 第三，专家(预算外财政)和政府债务状况。 第四，国有资本经营和国有公司的收支状况。 这四个部分都是100分，总分400分。

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在《中国经济周刊》上表示，与研究规模较大的省级政府相比，市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公开情况更具体地反映了中国财政公开的透明度水平。 “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应该向上市公司的现代公司治理学习，并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开新闻。 政治事务的公开透明性、民主说明责任和法治政府是现代国家管理的关键。 ”。

透明度关系到社会环境和政治决心

调查显示，我国289个城市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整体偏低，即使是排名前30位的市级政府财政公开状况也没有达到良好的披露水平。

前30名中，广东10个，安徽5个，山西、贵州、广西各3个城市上榜。 按地区划分，东部沿海省和中西部省正好占一半。 得分超过100分的城市只有46个。

广东市级政府在财政公开方面居全国首位，位于中部的安徽紧随其后，华东发达地区相对落后。 俞乔在《中国经济周刊》上表示:“广东、安徽在公共管理改革方面确实在全国有很好的头脑，但华东发达地区相对落后。 这表明公共治理改革与经济快速发展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可能与社会环境和政治决心有关联。 ”。

89个城市中，5个城市得分为1位数，其中最后3位(白城、铜仁、定西)得分为0。

俞乔表示，《中国经济周刊》得分为0的城市有4个指标未公布，首要原因是相关事业未引起首要领导人的关注。

4个直辖市的财政透明度良好，除重庆名列第73位外，其余3个都在前30位以内，分别为上海(第1位)、北京(第2位)、天津(第28位)。 俞乔表示，重庆排名低的原因是“常规预算(结算)和支出情况”部分得分过低，“专家和政府债务情况”和“国有资本经营和国有公司收支情况”未公布。

政府的收支为4本，不能只审查一本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年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进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善的预算体制，是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之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除了经常提出的公开透明外，规范完善也是预算改革的目标，《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性研究报告》从表面上看财政透明性排名，但实际上是通过财政透明性看政府职能的变化。

高培勇说，政府收支不等于财政收支，我国政府收支由四部分组成，即常规性预算收支、基金预算收支、社会保险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如果有机会旁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这四本预算的审议情况，就会注意到完全不同。”

具体来说，是最初的账目(即经常预算收支)审议程度最高，只有在人大审议通过后才能执行的，具有法律性质的预算。 而且，几乎可以在政府层面统一。 高培勇说:“不透明的还有很多，但目前在全部预算中，该预算的规范性最高。”

第二本账是基金收支预算，一个是政府部门设立的各种基金，各部门自行管理收支。 另一个是土地出让金。 基金收支预算的优势在于，各级人大只能审议，不能批准，只能备案式审议，未经批准直接执行，不能统一。

第三本账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从收支方面看是专项支出金专用的，这个预算编制的第一部门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各级人大报告也是备案式的，不能统一，需要财政部门相应的兜底。

第四个账本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个预算至少有两个致命弱点:第一，只覆盖了部分国有公司(许多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下属国有公司游离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外，只缴纳税收，不支付红利)。 。 第二，国有公司支付的利润标准是全世界最低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课题组建立的全口径预算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要通过报告的发布，督促所有政府收支预算纳入立法机关全口径政府审批。 ”。 高培勇说:“只是把其中的常规预算交给立法机关审查，其他三本预算不明白，不能碰，不能批准，绝对不行。”

“我们不能落后，但也不能前进”

安徽省六安市在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排名中位居第26位。 该市常务副市长王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地方政府最害怕财政公开，也没有自律意识，现在一方面欢迎公开账目，一方面约束干部，另一方面在群众监督下，政府的压力反而变小了。 “随着人民群众参与度、知情同意度的提高，如何使用人民的钱是政治廉洁的体现。 ”王胜说。

杭州市(第9位)财政局总预算局局长王文超可能更能体现地方财政部门的呼声。 王文超说，财政新闻的公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财政新闻可以公开。 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细分到那些级别，看看左邻右舍。 例如，杭州公开南京、宁波说:“他们进一步，我们不能落后。 他们不去。 我们也不能太往前走”。 而且浙江省内杭州市发布那些消息受省级指导和制约，省级不公开，市级公开，不现实。 总体来说，地方政府五花八门，自下而上的公开，但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指导，一步步向前发展。

不便透露姓名的地方政府官员指出，政府机构以外的机构也应该加快公开步伐。 “现在，说到公开，大家都在关注政府部门，但实际上进行财政支援的是党委系统、民主党派、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外的机构。 ”。 该官员表示，此次透明度指标体系也关注这一情况很重要，以杭州市为例，杭州市政府100多个部门基本在网上公开预算，但政府以外的系统尚未落实，这些部门和机构仍需保守 下一步，除了政府部门外，还应该要求地方人大、政协公开预算，“既然监督了政府，自己为什么不带头？” 官员反过来问。

课题组在《中国经济周刊》上统计很少公布地方人大、政协财政资金的录用情况:在公开的财政预决算报告中细分为财政资金的录用主体，很少有城市公开“人大事务”、“政协事务”等支出额。

关于指标体系涉及的第三部分“专家和政府债务状况”，王文超说，这可能还为时过早。 因为有很多不明因素，在一些制度建设还没到那一步之前，想出数字也出不来。

对此，俞乔表示，目前在法律上，没有向地方政府提供合理、恰当的解释。 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借款，统计口径有很多庞杂的东西，但现实中各地都有自己的融资平台，这个债务规模到底多少说不上多少。 每年财政部、审计署、财政部由各地专家进行政府债务调查，但最后统计的数字是各家情况，没有统一的指标口径。

为什么不擅长财政报告

最近，经济学家文显堂在《中国经济周刊》上指出，在中国，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不笼统，而且“专业”粗糙，公众更看不见。

对此，课题组表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新闻公开不全面，不详细。 其次，财政新闻公布的科目，大多按照财政部规范的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但这些名词本身可能离大众很远，很难“望文生义”，但这不是单独的地方政府公布方法的问题。

以“常规预算收入”为例，我们很难直观地想象其中包括这些复印件(包括各类税收收入、国有资产经营利润、纳入预算的行政收入、罚息收入等，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课题组建议，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1、1分财政预算报告中出现“地方财政收入”、“全市总财力”、“全口径财政”等类似名词，财政收支分类科目中可能没有这样的表述，有什么意义？ 在财政报告之后添加必要的名词解释有助于公共和监管者了解财政报告的副本。 例如吉安市在《关于吉安市年市级总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市级总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中增加了“有关情况证明和名词解释”，说明了“为什么财政支出大于地方财政收入”等问题，以及“财政总收入”、“财政经常收入”等预算编制时的专有名词

二、关于未公开数据。 例如，标准表中税收收入的科目有十几种，但也有只公开几个税收的具体金额，加上“其他税收收入”和“其他各税收收入”等类似名词的地方。 这样可以使所有账户对应的金额合计与报告书中公开的总额一致，但报告书的浏览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混乱，即没有这样的税收，还是这样的税收被分为“其他税收”。 这对新闻采访者评价新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造成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