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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截至年底,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7%,首次超过50%。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成长阶段。 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变化,而是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费用行为、生活习性、价值观念等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继城市化之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引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成为了引领中国社会变迁的三辆马车。 城乡统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快速发展的新主题。
从国际快速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量乡村人口集中在城市,第二阶段是城市地区向郊区扩展,出现城市群,第三阶段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这就是大城市的城镇人口从城市郊区 李培林表示,从中国来看,随着交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单纯农民进城快速建设城市“一个小时”的生活圈,城市群涌现,形成了新的城乡关系。
据李培林介绍,城市人口超过50%,这是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 这个群体正在“半城市化”。 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体制和城市生活。 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虚假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数亿农民进城,这改变了数亿农民的命运,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但是,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带来了许多“困境”问题。
农民工的去留面临着“困境”。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城市生活更美好,不愿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体制原因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工子女就学、就医、养老等问题尚未得到处理。
农产品价格管制面临“困境”。 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过低会引起“谷安伤农”,农业区域多为财政薄弱、农民收入低的区域,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会影响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引起这部分群众的不满。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采用面临着“困境”。 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土地,而且土地快速上升已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我国耕地稀少,人均耕地面积太小,为了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面临着“困境”。 一方面,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人民群众住房支出的改善诉求符合国内扩大支出的需要,另一方面,房价的暴涨带来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一些地区征地的拆迁也引发了社会矛盾和集体问题。
处理这些“困境”问题,利用城市化提供的巨大机遇,是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李培林说,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将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政策提出一点新的挑战。 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重要的战术决策。 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它涉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环境、网络舆论等社会管理创新。 可以说,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主旨是使社会安全有序、充满活力、公正合理、运行效率、共享快速发展成果、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要让城市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不像改变户籍那么简单。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仅靠几个都市圈和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是无法实现人口城市化的。 合理诱惑人口流动,必须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地定居,同时将产业引导到内地,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标题:“统计局: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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